總髮遊

全世界的記憶－藝文寫作的逃逸路線 研究所畢業後，我跟幾個同學建立了這個網站。
說是網站，其實也不過是用Blogger當平台的部落格而已。 但說起來大家還是很興奮，因為研究所念了三四年的電影理論，畢業後投身職場，發現能夠發揮所長的工作實在很少。有些朋友雖然從事影展或藝術相關的文字編輯工作，但整天寫新聞稿、公關稿的日子讓人很麻痺，更別說更多人只能選擇跟電影、藝文不相干的行政工作來幹。訓練出來寫幾萬字論文的思考邏輯與文字掌控能力，最後只能運用在報價單跟業務往來的信件上，多少有些遺憾跟惆悵。 剛從學術象牙塔出來的我們也不是在控訴現實社會的庸俗，只是希望能延續那種對電影、對藝術的美好想像。

《逆光飛翔》（2012）雖然是講述盲人音樂家黃裕翔的故事，攝影卻在片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元素，甚至比起音樂，給我的感覺更為強烈一點。主要的視覺效果來自光線的運用，逆光的攝影、大光圈的散景、以及光線在眼睛上所造成的觸視性效果（haptic visuality）。
 

如果我們是浪，向海灘起跑
眼淚一樣都從海裡來......
如果我們是花，長在同一棵樹上
只是在不同季節盛開...... 不會所有人都喜歡楊雅喆導演的《女朋友。男朋友》（2012），它的缺點很明顯，優點卻不一定會被看見，難怪評價總是呈現喜惡的兩個極端。我看過好多人怒叱它是文青消費電影，也看過很多人深受感動；有些人很著迷於影片中的懷舊氛圍，也有人不齒它用台灣歷史背景包裝一個無病呻吟的三角關係。我聽過最令人難過的批評，來自於一位對台灣社會的改革充滿動力與熱情的朋友，他說這是一部「小資產階級看的電影」。

 

在李昂的小說《殺夫》裡頭，對陳西蓮這個角色極少有直接正面的描繪，即使是在〈西蓮〉這個描繪她與母親的篇章裡，我們似乎也只能從三姑六婆、街頭巷尾的口舌桎梏中，去窺見一個極為側面的表象。在純樸封閉的鹿城小鎮，陳西蓮的母親是第一個正式離婚的女人，她獨自扶養女兒長大，多年來獨守空閨，原本打算如此終了一生，但也許是天生有著嬌小清秀的美麗姿色，在鹿城居民的閒言閒語中，一個漂亮又不嫌老的女人怎麼可能沒有任何的情慾糾葛？於是關於陳西蓮一家的討論跟傳言總是沒有停過。李昂如此的刻意安排，塑造了陳西蓮與她母親的神祕特質。《殺夫》也在這樣的流言蜚語中，讓保守傳統的鹿城小鎮形成了一股沉重、疏離的不信任感，也讓女性的情慾表現在保守壓抑下成為一種羞恥敗德的醜聞。
但是，當林正盛改編自〈西蓮〉的《月光下我記得》將場景整個從鹿城（鹿港）移到台東臨海的鄉間之後，原本城鎮狹小的空間感和人際網路中複雜多疑的閒言閒語被弱化到不可見的層次。我們對陳西蓮和母親寶猜的理解不再是從外界喧擾中去旁敲側擊他們神祕的生活與過往，而是得以直接的從影像中正面接觸這對母女所面臨的各種矛盾與衝擊。小說透過流言的建構去描繪母女倆的形象，讓文字產生一種「窺視」的探奇效果；而林正盛的電影，雖然繼承了台灣新電影所遺傳疏遠的長鏡頭與框架式構圖（以門框、窗框、隧道等形成包圍的景框），卻由於影像的寫實性風格而讓西蓮與母親更為具象化。我們也不用再字裡行間去猜測推敲西蓮與母親真實的私生活，反而極為輕易、平鋪直述地觀看一個壓抑的失婚女人與她的心理變化過程。拋開了紛擾的街坊八卦與流言素材，林正盛填補了陳西蓮與母親原本神祕的部分，也更動了原本小說所敘述的情節和特性，將整個故事移植成為屬於自己的作品。
不忠於原著不是一種罪惡，好的改編電影常常都是不忠於原著的。《月光下我記得》將原本少少幾頁的篇幅延伸成將近兩個小時的長度，林正盛在陳西蓮母女身上所花的工夫應該不亞於李昂。雖說他將這對母女的故事帶往另一個方向，卻很難說這部電影將原著做出了另一種層次的超越。小說充滿著壓抑的情感流動，不可見卻波濤洶湧、驚世駭俗；電影用更多的篇幅與長度，卻更顯得平面化、單純化。看似有宏大的時代背景與悲痛的過往，呈現出來卻是那麼輕描淡寫、蜻蜓點水般地帶過。枉費了楊貴媚這麼賣力演出拼了座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我們只能看她演的母親從頭到尾苦著一張臉，有氣無力的說一些世故的洩氣話。而最有情緒波動的角色西蓮，卻表現得太像個小孩子。原著中壓抑的母親面對不倫愛情的喜悅、西蓮從原本單純的老師到後面為家風門面所做的犧牲，電影早在觸及這些層面時就被截斷，而僅只停留在悲苦哀痛的時空限定下。
雖然《月光下我記得》絕不是部沒有起伏的電影，但相較於李昂筆下充滿洶湧危險的暗流，林正盛僅僅在岸邊拍出了幾朵小浪花而已。但對一部拿了最佳改編劇本的電影來說，這種指責或許是非戰之罪。事實上，當時的台灣電影總是避免、害怕各種灑狗血的情節，而努力的讓電影的調性走向一個脫俗、雅緻的風格，縱使同時期的《天邊一朵雲》運用異色話題炒熱票房，國片在那個時代還是遵循著「藝術電影」的路線。也許對當時的台灣電影來說，讓母親跟女兒的男友做愛就是最大尺度了，楊貴媚對施易男的調情僅僅用臉頰和乾澀的唇在肚皮上磨蹭，只怕這樣的情慾表現就跟那場自慰戲同樣遲鈍。就像結尾施易男羞愧的說自己是個「無恥之徒」一樣，看似前衛的題材，《月光下我記得》卻走得保守又小心。

   
美國導演約翰華特斯（John Waters）除了外表吊而啷噹、電影驚世駭俗之外，內心裡大概是個堅持理念、始終如一的人，例如他從來沒有改變過上唇那條細細黑黑、讓人第一眼充滿疑惑的小鬍子造型；他的電影主題總是關於自由與保守的政治對立；他總是用荒謬可笑的手法嘲諷守舊矜持的衛道人士；他的每部電影都在家鄉馬里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 Maryland）拍攝，無一例外。
大概也找不到第二個將自已畢生的創作才華都奉獻在拍片介紹巴爾的摩給全世界認識的人了。大部分的人絕對不會忘記《髮膠明星夢》（Hairspray, 2007）裡小胖妹一開始就在神清氣爽、陽光普照的早晨高唱〈早安，巴爾的摩〉，當年金馬影展還特地選了1988年拍攝的原版《約翰華特斯之髮膠明星夢》（Hairspray）讓影迷一睹這位傳奇導演的幽默長才。這部「入門級」的影片大抵可以代表著華特斯堅守自由跟解放的立場，但僅僅呈現出這位導演溫和有趣的一面。單純可愛的影迷們若懷抱著青春必勝的天真心態去看他較新的作品《不知羞恥》（A Dirty Shame, 2004），或者當年在午夜電影院威震八方打出名號的《粉紅火鶴》（Pink Flamingos, 1972），恐怕都要嚇得不知所措，驚訝到下巴掉下來。當然這絕不是因為他的電影是什麼血腥的恐怖片或者性愛情色片，像是《不知羞恥》根本沒有任何裸體做愛的畫面，卻淫蕩到逼得美國電影協會（MPAA）把這部片編入少見的超限制級（NC-17）。他早就不玩遊走於道德極限邊緣的把戲，而是直接跳入墮落深淵並游溺其中，試圖把觀眾一起拉入被本我慾望主導的放蕩地獄。
巴爾的摩位於美國東岸，沒有中西部內陸那種保守的風俗，卻也不到紐約那麼包羅萬象的多元開放，是個悶騷的城市。像他在脫口秀紀錄片《浮世穢》（This Filthy World, 2006）說的，他眼中的巴爾的摩是個「人們自以為很正常，其實全都是瘋子」的地方。他在1970年代拍的幾部低成本地下電影，每部都有讓人感到暈眩、噁心的本領，主要來自於他把巴爾的摩徹底塑造成一個精神失常的世界。然而這不代表約翰華特斯是個超現實主義的導演，他所使用的那些粗製濫造的道具跟佈景、演技拙劣的演員和荒唐可笑的對話，達不到超現實所需的迷幻效果，反而因為低成本漏洞百出，形成一種「精神異常的寫實性」，換句話說，若是現實生活都跟影片中的人物一樣瘋癲的話，那電影裡的一切都非常真實。就是這種詭異的可實踐性令人感到不舒服，哪天我們道德淪喪，會出現像《粉紅火鶴》裡兩方互相較勁比誰最下流，或者像《絕望生活》（Desperate Living, 1977）中被法西斯獨裁的胖女王暴政統治，實在也不足為奇，前提是我們全都瘋了！
讓人意識到自己並非身處在那個神經病世界的是16釐米的粗糙粒子營造出的強烈底片質感，多少慶幸那些荒誕的情節只不過是銀幕上向壁虛構的假象。但是玩弄低俗跟瘋癲不是讓約翰華特斯的電影可以既幼稚又前衛的原因，深受美國地下電影健將肯尼斯安格（Kenneth Anger）、傑克史密斯（Jack Smith）、安迪沃荷（Andy Warhol）等導演的影響的他，毫不避諱的將自己身為同性戀者的酷兒靈魂注入電影作品中。他認為要讓觀眾驚嚇不需要恐怖，而是展示那些大家引以為羞恥的事。他找來了高中同學，老是因為娘娘腔被欺負的男生，把他變成肥胖的變裝皇后Divine，在多部電影中飾演女主角，運用Divine在銀幕上性別模糊的特質，達到他玩弄身體性別的目的。像是《女人的煩惱》（Female Trouble, 1974）中Divine被另一個自己扮演的男性角色所強暴，導致懷孕生下小孩；或《多重瘋狂》（Multiple Maniacs, 1970）中，遭到男友背叛的Divine在教堂邂逅了另一個女人，從此體會到與女人交歡做愛的樂趣，改作一個女同志。男扮女裝的Divine本身就是個酷兒表演，透過銀幕裡外的身分交疊形成多重的性別混雜，約翰華特斯讓這個原本被視為弱勢、失常、疾病的角色在電影裡顯得霸道、驕傲、成功，因此一切都被顛覆了。
 《多重瘋狂》玩的是身體的政治性，發瘋的Divine在片尾整個怪物化，她用酷兒身體在街上四處破壞，如同酷斯拉般嘶吼引得路人四處逃竄，最後被代表國家機器的軍隊所制服，槍殺而死。片尾響起〈天祐美國〉（God Bless America）的歌曲旋律，像是在嘲弄整個體制對酷兒、差異他者的恐懼與壓制。但到了《粉紅火鶴》，Divine可以用奇特詭異的裝扮在街上自信的展示自己，所有原本應該是羞恥、醜聞、被鄙棄的事物，都浮上檯面被人頌揚。道德被顛覆了，Divine被媒體封為「全世界最下流的人」（the filthiest alive），這個頭銜的競爭者對她的攻擊，逼得她不得不展開報復。她潛入對手家中，用自己充滿毒性的酷兒口水（愛滋病體液的暗示），玷污房子裡充滿異性戀中產階級風格的家具；美麗也被顛覆了，除了火鶴的超高額頭的造型之外，《女人的煩惱》中被酸性液體毀容的Divine，卻意外的覺得自己的樣子更加美麗到無法承受，使得她在演藝圈、時尚界的聲勢暴紅；權力也被顛覆了，《絕望生活》裡暴政獨裁的王國最後被一群女同志解放，胖女王被做成一頭巨大的烤肉供眾人分食。約翰華特斯這個時期的電影絕非常人能夠忍受，如果你有太高的道德自律感、太多的偏見和太道貌岸然的處世態度，建議你還是不要輕易嘗試，否則只會被惱怒到對這位輕挑的老頭一陣咒罵。這些電影是拍給午夜電影院品味低俗的中下階層、同性戀者、嬉皮跟瘋子看的。
1980年代開始，午夜電影院由於錄影帶的發展開始式微，華特斯在新線影業（New Line Cinema）的資助下開始了較為高成本的電影製作。1981年的《奇味吵翻天》（Polyester）除了是全世界第一部有味道的電影，也可以視為他進入主流電影市場的斷代作。從這時候開始巴爾的摩不再是四處落葉、佈滿底片粒子、顏色髒舊的詭奇世界，反而回到正常該有的鮮明跟清爽。而原本總是扮演奇怪角色的演員，頓時間都變得溫和優雅起來。Divine飾演一個期望過正常快樂生活的家庭主婦，雖然家庭問題叢生，老公外遇、兒子吸毒、女兒未婚懷孕，但相比於之前電影中的形象真是再尋常不過了。當然約翰華特斯不會讓自己變成一個毫無特色的好萊塢導演，他的影片還是保留了點B級的味道、荒謬怪誕的幽默感和對高尚品味的嘲諷。《奇味吵翻天》發給電影院觀眾一張寫有數字的刮刮卡，當銀幕上出現特定的數字時，觀眾只要對應卡上的數字刮開就可以聞到特定的味道。華特斯說他最大的樂趣就是看著觀眾一邊對著銀幕大笑，一邊聞著卡片上的屁味。1988年的《髮膠明星夢》讓自由解放的觸角延伸到美國的黑人議題，狠狠打了那些扭捏造態、自命清高的白人種族主義者一巴掌，也清楚確立了約翰華特斯與保守勢力對抗的立場。這種意識型態在1990年的《哭泣寶貝》（Cry-Baby）中，藉由音樂劇的形式，重塑了《羅密歐與茱麗葉》裡跨越階級的愛情主題，就像《髮膠明星夢》的跨種族愛情一樣，他相信源自本能慾望的情感反應，本來就超越任何理性控制的教條與規訓，而不該有任何族群跟性別的差異。
《瘋狂殺手俏媽咪》（Serial Mom, 1994）絕對是個瘋狂又令人捧腹的作品，這個故事彷彿是要問那些自我中心的完美主義者──你們究竟要偏執到什麼地步？凱瑟琳透娜（Kathleen Turner）飾演的媽媽是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總是將生活中各種事物有條不紊的安排處理好，不容許一丁點瑕疵。遇到阻礙她生活完美平衡的人，她會毫不猶豫的進行報復或懲罰，甚至不惜殺人滅口。所以他殺了批評兒子的老師、不作資源回收危害地球的鄰居、背叛女兒的男朋友…等等一堆人。最後在法庭上居然靠著精細的法律鑽研和細心的小手段贏得無罪勝訴，想當然耳這個道貌岸然的連環殺手繼續她挑小毛病定人死罪的日子。相較於上一部電影的辛辣，《貝克》（Pecker, 1998）則是令人感到溫馨的小品之作，一個天真可愛的18歲青少年，興趣是用相機拍攝生活周遭的事物，有一天紐約的藝術經紀人看上他的作品使他一夕成名，原本攝影的初衷和本質卻變了…。這大概是約翰華特斯最適合闔家觀賞的片子，沒有辛辣的諷刺、醜陋的揭瘡疤，有的是家庭跟人群的愛和成長的啟示。
2000年後的兩部片，看似有點重拾過往離經叛道的懷舊味道，當然現在的時空背景，很難回到過去地下電影的老路子，華特斯還是拍了一部「關於地下電影」的電影。《瘋狂的塞西爾》（Cecil B. DeMented, 2000）像是給新一代影迷的教戰守則，告訴你拍攝地下電影要有什麼樣的決心和豁出去的勇氣。首先綁架一線好萊塢女星，領導著一群電影發燒友，用手邊各式陽春器材，冒著違法和惹毛大片廠的風險，進行各種瘋狂的電影實驗，為的就是打倒主流片廠拍攝的各種無聊爛片。這是一種cult影迷成就自己電影理想的路徑，也是當年年輕的約翰華特斯鄙棄學院派方法，堅持自己會做得更好的氣燄。也的確他靠著這套土法煉鋼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他將自己的離經叛道、不可一世的猖狂，奉獻在家鄉巴爾的摩的城市影像當中，讓這個看似平凡的小鎮，多了隱藏的叛逆層次。
年近60歲時，他拍了《不知羞恥》，大概是想在花甲之年前，藉由一群老人的性解放過程，提醒觀眾不要拘泥受限於世俗對縱慾或羞恥的警告，若是可以坦然的面對自己的慾望和夢想，就算被指責為淫穢或不潔又如何？那些自命清高、保守迂腐的思想和觀念，正是期待改變的力量，好脫離拘束侷促的小框框。不能革舊，焉望生新？這不就是酷兒理想和所有弱勢他者努力的目標嗎！

 
▲《血世紀》

▲《香水》  
2009年一部好萊塢吸血鬼電影《血世紀》（Daybreakers）描述了被吸血鬼統治的未來世界裡，人類大量被獵殺提供鮮血最後導致血液來源短缺的問題。吸血鬼科學家不得不全力研發血液替代品，用以滿足全世界吸血鬼的人血需求。片尾吸血鬼士兵們集體互相攻擊、抓住對方身體而血液漫天飛濺的場面讓人想到徐四金的《香水》（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2006）中全體村民受到氣味誘惑而在廣場集體做愛的場景。《香水》源自肉體的性慾，《血世紀》則是因為一種生存的食慾，這兩個形同縱慾的場面有著相仿的特色。

 
啟示／後啟示類型（Apocalyptic and post-apocalyptic）電影的終極目標總是宏大而理想的，它描述一個世界文明被無以彌補的錯誤所毀滅之後，殘餘的人類如何在這極端的環境生存並為物種的延續所奮鬥，同時期望一個英雄（救世主）出現，讓一切回到當初那個令人懷念、富足美滿的往日時光中。「啟示」（apocalyptic）之義源於聖經故事中對末日之時耶穌再臨的期望跟預言（The Book of Revelation）。如同它在宗教層面上所具有的意涵，科幻文類中啟示／後啟示的亞型所要拯救的對象就成了當代承受著由科技理性掌控下非人化社會的異化人類群體。然而，「拯救全人類」在人類文明尚未毀滅的當下之時絕非一個具有合法行動力的理想跟抱負，啟示錄所傳達出的意識型態其實是保守的、對於現況感到憂慮而幻想出一個犯下嚴重錯誤所將造成的恐怖後果。如此看來，啟示錄總是帶有那麼一點恐嚇性質，是對未來一種悲觀的想像與逃避，如同柏拉圖所說的洞穴寓言，那個無法適應陌生新事物的人最終還是回到熟悉的洞穴裡，回到永遠屬於他的幽暗天堂中。
所以人們會因此而世故冷眼的看待末日預言嗎？當做是一些娛樂性的荒謬狂想。或者，我們總是需要啟示錄來作為現代人類群體意識中的憂慮和恐懼重現？如此的不斷復返於科幻作品中直至陳腔爛調，因而預言成真的末日降臨之時，才能世故豁達的一笑至之。
年輕導演尚恩‧艾克（Shane Acker）初試啼聲之作《9：末世決戰》（9, 2009）營造出一個人類被機器毀滅後無比荒涼、一片死寂的世界。科學家用自己的智力創造了會自主思考跟創造的機器大腦，被用於製造跟發明軍事機器的用途上。想不到機器反撲，演變成人類與機器的戰爭，疲弱無力抵抗的人類最終被消滅，僅存下來懊悔的科學家用自己的靈魂製造了9個小機器人，作為人類生命延續的最後希望。這樣的劇情乍看之下實在了無新意，人類跟機器彼此間角力的主題早在十年前的《駭客任務》（The Matrix, 1999）、《X接觸──來自異世界》（eXistenZ, 1999），甚至更早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1982）、《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 1995）就發展到一種更為複雜的擬像與超感知意識的層面，像《9》這樣新的作品為何回到一個比《魔鬼終結者》（Terminator, 1984）更簡單的架構跟思維呢？
 《9》也許沒有意圖要爭辯科技與人類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角力，它在這方面的簡單設定讓主題回到一個更為純粹、真誠的情感層面。故事背景的設定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歐洲，那些復古引人懷念的器械、建築等，一再凸顯出了它作為科幻電影的特殊性，也使它有別於同樣描寫浩劫後地球的《瓦力》（WALL-E, 2008）。片頭科學家臨死前用精巧的手工跟簡單的材料組裝出9號機器人，這段畫面喚醒了早已習慣透過電腦創造事物的我們雙手的本能，而《9》所要傳達的就是這種在科幻電影中被遺忘許久原始、懷舊的身體感知。小機器人們沒有金屬冷冽的理性外表，他們披上了麻布做成的外衣作為皮膚、點起火柴照明、用直覺和雙手作事，他們各自繼承了科學家個性上不同的部份：1號守舊獨裁；2號聰敏機伶；3、4號是鑽研在書本中研究歷史跟知識的雙胞胎；5號擅長修理跟運用損壞的物件；6號預知未來和創造藝術；7號驍勇善戰；8號是強壯的惡霸；而主角9號代表著科學家感性的一面，他善良、體貼而誠懇，面對敵人時充滿正義與勇氣。科學家將他的智力獻給了機器大腦；將自己人性的靈魂獻給了9個小機器人。
「懷舊」是理性與人性對立辯證時不可避免回到的原點。對於當代啟蒙理性發展的批判不遺餘力的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阿多諾、霍克海默常被解讀為對前現代時期的社會狀況充滿懷舊的鄉愁，然而就像他們對於啟蒙跟理性批判思考的起點一樣，二次大戰是引發對科技邏輯跟技術理性產生質疑的開端。《9》對二戰復古的故事設定讓科幻的啟示錄類型回到那個哲學思辨的誘發點，而懷舊則是作為一種原始核心的呈現，要體現出人類差異於機械那種與生俱來、無可抹去、活生生的靈魂特質。茱蒂‧嘉蘭（Judy Garland）演唱的〈Over the Rainbow〉切入影片中正巧畫龍點睛地為《9》產生了巧妙的互文。《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 1939）裡的茱蒂‧嘉蘭用這首歌唱出她渴望逃離絕望混亂的世界，走向彩虹的彼端，一個曾在搖籃曲中聽聞的新天地。而啟示錄所期盼的何嘗不是如此？啟示錄在聖經裡期盼耶穌的再臨，在科幻類型中期盼救世主讓人可以回到自我掌控命運的世界中。我們害怕世界末日的核心原因在於存在的消逝，從個人、群體、思想到靈魂的消失。
那麼人的存在呢？《9》片中幾乎沒有看到人，何來人性之說？小機器人們繼承了人的靈魂，各自成為了活靈活現的角色人物。而就像片末死去的那些小機器人的靈魂升上天堂後，為大地將下了生命了雨水一樣，啟示錄是關於信仰的故事類型，它是關於人的本質性這回事，那些生命的情感、互動、勇氣與突破，不論世界末日怎麼來臨，英雄所要拯救的，是靈魂的延續。《9：末世決戰》讓這個主題因而更純粹了點，也讓這個簡單的小故事，有了宏大的觀點和感動。

   
 
所以歐巴馬真的當選美國總統了，這當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並且淺顯得從外表上就看得出來，令我不禁要想起黑人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他在1963年發表的演講題目：《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太奇妙了，「夢」這個字用起來就是這麼動人又充滿著希望，不斷提醒著我們一個美麗又和諧快樂的理想目標。金恩或者歐巴馬，不管是他們的演講、行動或膚色，都直接而醒目的標示著美國價值裡高聳於自由女神手上的火把燃起所代表的宣示──人皆生而平等──正逐步地從這些奮力崛起的弱勢族群的用力叫喚中甦醒。金恩在演講中大聲歌頌著：「我的祖國，美麗的自由之鄉，我為您歌唱。您是父輩逝去的地方，您是最初移民的驕傲，讓自由之聲響徹每個山崗。」 美國是夢想中的自由大陸，夢是這個國家建構的基礎，要不是在自由富足之夢的藍圖中堆砌實踐著烏托邦理想，何處傳來響徹雲霄的自由之聲呢？

 
這張神似男版Scarlette Johanson。導演劉漢威（Håkon Liu）在《幸運藍》（Lucky Blue, 2007）把戀愛的清純和曖昧的苦澀拿捏得恰到好處，使短短28分鐘後的結尾讓人既好奇接下來的發展，又滿足於這樣雋永的句點。

導演雲翔是個充滿浪漫情懷的人，誓言要完成的「同志三部曲」已經拍了兩部，膽敢用上「同志」的名號拍片，雲翔用熱吻的海報跟大量裸露的男體來標示影片做為「同志」的合法性。其實看完《永久居留》跟《安非他命》，我一點都不懷疑雲翔對男性身體的熱愛，但卻懷疑起他腦袋是否保守又固執。說穿了，要露點誰不會，衣服脫光就有了，但要傳達出飽和動人的情感，並不是靠俗豔的外表就能直搗核心的。雲翔犯的錯是他太單純、太天真、太自溺了。

當然就是因為單純、天真、自溺造就了他的浪漫。《永久居留》跟《安非他命》的角色關係像極了國中少女愛偷看的言情小說：一個極度富有、老是開敞蓬跑車的男同志愛上一個住小公寓的直男窮小子，身分懸殊的兩位主角不可避免的都熱愛健身、有著俊美的外表、並且毫無理由的深愛著對方。能夠沈溺在這樣灑狗血的劇情中還要連拍了三部，我能說雲翔不夠浪漫嗎？甚至，他的浪漫指數之高讓我的世故不禁汗顏起來。《安非他命》裡卡夫卡英雄救美最後反遭惡徒強暴的戲碼，思想邪惡的我原本以為這樣類似色情片的橋段是角色初探同性情慾的狂想，忍不住對這場戲爆出噗哧一聲笑，直到強暴戲越演越烈，我開始意識到這是一段卡夫卡過去經歷過的創傷回憶，認真嚴肅的程度讓我剛剛那聲噗哧一笑尷尬到臉都黑了。我實在慚愧，已經無顏對雲翔做出批評，畢竟怎麼忍心，用世故殘忍的話語去苛責一個純真浪漫的心呢？但，如果《永久居留》已經描述了同志跟直男間至死不渝的愛情卻一直無法突破的肉體關係，那《安非他命》再一次的用另一個故事重述就實在讓人對導演的自溺感到不耐了。雖然雲翔一再強調這些故事是帶有些許自傳性質，甚至在片尾打出「本片故事並非虛構，如有雷同未必巧合」這樣煞有其事的字眼嚇唬人，但劇情的感染力卻不足以撼動真實觀眾的內心。我當然相信，並且看得出來雲翔是有心且真誠的想要傳達自己身為同志的心路歷程，但每每看到灑了一地狗血的劇情轉折總是令我傻眼。特別是更上一層樓的《安非他命》，當Daniel跟前女友做愛時我實在瞠目結舌，對這部加料的男體肥皂劇感到無言。《永久居留》的男主角雲海（真的很言情小說的名字）進到女性朋友家中時，看到屋內充滿紅色艷麗的擺設，禁不住想起並讚嘆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的名字。把阿莫多瓦拉進來致敬似乎想讓影片可以多點同志圈的藝術感，但雲翔跟阿莫多瓦實在差很多，他沒有人家電影中飽滿的對性別議題的大膽與突破，雲翔只不斷的用肉體的畫面告訴大家，他很愛男人，愛男人的身體、男性的氣魄、陽剛的特質，除此之外，《永久居留》跟《安非他命》一點都不像同志片，完全失去了對性別的思考，只是單純的歌頌永誌不渝的愛情主題，加了點無法突破的肉體關係而已。其實，《永久居留》跟《安非他命》絕非一文不值的作品，除了可以一窺導演雲翔的情感歷程之外，對男體崇拜的人還可以看到一黑一白的裸體打拳、健身、游泳、奔跑、比腕、沖澡、睡覺、親熱、泡浴......，加上攝影絕美、畫質清晰，算是值回票價。至於劇情則是個傻孩子，俗套的悲劇結尾就算是真實故事改編我都覺得太鹹。阿！不是說好不要苛責導演的嗎？但是不可否認這兩部片都有種迷人特質，這種特質大概是從雲翔的浪漫跟天真影響而來的，也算是難得一見的單純，偶爾看一下這種片也是不錯啦。

女孩問媽媽：「如果時間倒轉，你再遇到爸爸的話，你還會選擇嫁給他嗎？」媽媽她回答：「沒有必要為了以後的事情，放棄眼前的幸福啊。」男孩與女孩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黑夜裡孤寂的大海中央，在時間停滯的那一刻，兩個夢境交錯在一起。阿聰告訴了她有一天會發生的事，欣穎順著線索，將兩人未來的相遇交織成《有一天》的故事。侯季然導演用了很魔幻的手法，說了一個要勇敢面對愛情的寓言。剝除了生命中無可預期的殘酷與失落，保留著相處時最甜蜜與幸福的那一段時光。欣穎與阿聰兩個人彷彿命中註定般的相戀，也在命運預期的死亡中隕落。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但是愛情不是用結果論去衡量的吧！戀人們追求永遠的幸福也許是個荒唐的理想，然而最珍貴的一直都是彼此踏著共同的步伐不斷成長的過程。也許是因為夢境，才會讓彼此有著似曾相識之感。那便是生命玄妙的地方，才是讓欣穎深信不疑的基礎。因為相信了夢裡阿聰所敘述的故事，她開始北上尋找著有一天的相遇。相信夢境是個冒險，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氣去追求才得以實現的，如果真的是命中註定，那阿聰真實的撫觸與擁抱，便成了這份勇敢最有溫度的回報。我們都需要有天真的傻勁去實現願望，就算結果是失敗的、是痛苦的，也是面對命運賦予快樂最值得的代價。所以，《有一天》讓我們體會了什麼關於愛情、或關於命運的領悟？我們是否真的相信夢境給了我們實現願望的線索？或者，所有快樂與悲傷的偶然，都是命中註定般緊密的連結在一起。那些在夢境裡有過似曾相識之感的人事物，也許是在當下的巧合間，給予我們信服於命運的勇氣。就好像，欣穎所深信的，與阿聰兩個人之間相愛的幸福，是預言中必然會起始於有一天的故事一樣。就好像，蘇慧倫清亮緩和的歌聲，為整部電影所下的總結一樣。終於會有那麼一天，我會看到你的笑。
終於會有那麼一天，我會體會你的心。勇敢的追求夢境去愛吧！躊躇與疑惑會讓自己停滯不前。也許生命就真的是那麼一回事，當下可以手牽著手，緊緊擁抱著的吸引力，遠比殘忍的失去恐嚇大得多。

啵！打開《特攻聯盟》（Kick Ass, 2010）這瓶美國神話中的老酒，又一個關於超級英雄的故事嗎？要不是好萊塢拼了命的改編暢銷漫畫，全世界的人也不會想到美國人對於超級英雄的極度渴望已經到了失心瘋的地步了。攤開雙手，算算到底有幾個我這個第三世界居民認得出的超級英雄：最早的超人，算是這類美國都市神怪片的濫觴吧！緊身衣加上內褲外露那種高度刻意的男性氣質崇拜，真不愧為父系社會拯救世界（的代表，美國）最高標準的典範型人物；蝙蝠俠，家財萬貫的紈褲子弟，身處在光怪陸離的高譚市，做為大財團維持都市中善惡勢力平衡的資本主義寓言；蜘蛛人，小人物掙扎於英雄式的傳奇大夢中；X戰警，被賤斥的他者對世界憤怒的一吼；還有呢......？金剛狼、貓女、夜魔俠、全民超人、浩克、惡靈戰警、地獄怪客、鋼鐵人、驚奇四超人......忍者龜也算嗎？？超級英雄真的是美國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呀！那些都市叢林裡消逝掉的宗教基底，就靠著這些流行文化中對正義的信仰維持著人們脆弱心靈裡的生存勇氣。《特攻聯盟》流里流氣的一開場，張著一雙紅色翅膀的英雄人物，縱身一躍跳下數十層高的摩天樓。路邊圍觀的人們眼見這傳奇性的一幕，禁不住的給予歡呼與掌聲，讓展翅翱翔的超級英雄，可以接收到這些小市民回報給他的最大感謝與鼓勵。讓神祕而孤獨的正義使者，在這一刻感受到世界是需要他的。超級英雄，城市裡的耶穌，如果還不相信奇蹟，那麼要如何相信正義是跟好人同一陣線的呢？接著，「砰！」，神話幻滅，那個穿著鐵翅膀、紅色緊身衣的精神病患，用身體的隕滅打醒了沈溺在神話世界裡天真的人們。《特攻聯盟》一開始就告訴我們那些英雄人物都是虛幻的，只有死亡、痛楚、血肉才是真實的，那這部超級英雄的電影還能夠耍什麼花招，才能創造出飛天頓地所向無敵的superhero呢？飾演大佬霸（Big Daddy）的尼可拉斯凱吉舉起手槍，對著年僅十一歲的女兒Mindy胸口開了一槍，小小的身體被子彈的作用力擊倒在地。這部片的超級英雄神話就是這樣開始的，根本就沒有人是基因變種或被外星人改造而獲得超能力，大佬霸對大毒梟的仇恨讓他開始了小殺手養成計畫，武裝訓練剝奪了Mindy純真的童年，成就了殺人眼紅毫不手軟的超殺女（Hit-Girl）。正義感其實是為私心而起的，那手無縛雞之力的屌爆俠（Kick-Ass），說穿了也只是需要超級英雄的包裝來作為現實中懦弱無能的自我的心理補償罷了。多麼寫實的社會摹繪，要不是有這些負面效應的激勵，超級英雄大概也不會有空出來行俠仗義。好個現實、殘酷的超級英雄類型，難怪有人打從心裡不喜歡這部片，因為完全抹滅掉了腦中預期的浪漫與夢幻效果。那麼，《特攻聯盟》可以算是超級英雄類型裡的新寫實主義嗎？這部片完全不能列入超級英雄慣有的「奇幻」（fantasy）分類中，那些眩目的電腦特效完全用不上，年幼的超殺女只需要用大刀舞得血花四濺，就馬上揭露消滅敵人就是一種身體屠殺的恐怖事實。原來真正的超級英雄是很殘忍的，天真的屌爆俠用防身電擊器的「偽超能力」也敵不過大佬霸為超殺女做的多年養成訓練。然而不論身手再怎麼勇猛矯健，人體依舊是脆弱的血肉之軀，就像一開場落在計程車上的精神病患，沒有無敵這回事。如此一來便顯得感傷。正義是用血淚換來的，那些無私的超級英雄充其量不過是偽善的面具，是大美國主義之下造做的正義化妝品，是城市的虛無文化中的道德慾望投射。《特攻聯盟》讓超級英雄變成一種諧仿，顯得荒謬又可笑，卻又諷刺地產生出一種令人感到無奈的真實感。聽到大佬霸死前對女兒的慘叫式指導嗎？原來真的沒有超級英雄這種東西。這也讓這部超級英雄的類型老梗裡，充滿了寫實的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