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髮遊

 

在李昂的小說《殺夫》裡頭，對陳西蓮這個角色極少有直接正面的描繪，即使是在〈西蓮〉這個描繪她與母親的篇章裡，我們似乎也只能從三姑六婆、街頭巷尾的口舌桎梏中，去窺見一個極為側面的表象。在純樸封閉的鹿城小鎮，陳西蓮的母親是第一個正式離婚的女人，她獨自扶養女兒長大，多年來獨守空閨，原本打算如此終了一生，但也許是天生有著嬌小清秀的美麗姿色，在鹿城居民的閒言閒語中，一個漂亮又不嫌老的女人怎麼可能沒有任何的情慾糾葛？於是關於陳西蓮一家的討論跟傳言總是沒有停過。李昂如此的刻意安排，塑造了陳西蓮與她母親的神祕特質。《殺夫》也在這樣的流言蜚語中，讓保守傳統的鹿城小鎮形成了一股沉重、疏離的不信任感，也讓女性的情慾表現在保守壓抑下成為一種羞恥敗德的醜聞。

但是，當林正盛改編自〈西蓮〉的《月光下我記得》將場景整個從鹿城（鹿港）移到台東臨海的鄉間之後，原本城鎮狹小的空間感和人際網路中複雜多疑的閒言閒語被弱化到不可見的層次。我們對陳西蓮和母親寶猜的理解不再是從外界喧擾中去旁敲側擊他們神祕的生活與過往，而是得以直接的從影像中正面接觸這對母女所面臨的各種矛盾與衝擊。小說透過流言的建構去描繪母女倆的形象，讓文字產生一種「窺視」的探奇效果；而林正盛的電影，雖然繼承了台灣新電影所遺傳疏遠的長鏡頭與框架式構圖（以門框、窗框、隧道等形成包圍的景框），卻由於影像的寫實性風格而讓西蓮與母親更為具象化。我們也不用再字裡行間去猜測推敲西蓮與母親真實的私生活，反而極為輕易、平鋪直述地觀看一個壓抑的失婚女人與她的心理變化過程。拋開了紛擾的街坊八卦與流言素材，林正盛填補了陳西蓮與母親原本神祕的部分，也更動了原本小說所敘述的情節和特性，將整個故事移植成為屬於自己的作品。

不忠於原著不是一種罪惡，好的改編電影常常都是不忠於原著的。《月光下我記得》將原本少少幾頁的篇幅延伸成將近兩個小時的長度，林正盛在陳西蓮母女身上所花的工夫應該不亞於李昂。雖說他將這對母女的故事帶往另一個方向，卻很難說這部電影將原著做出了另一種層次的超越。小說充滿著壓抑的情感流動，不可見卻波濤洶湧、驚世駭俗；電影用更多的篇幅與長度，卻更顯得平面化、單純化。看似有宏大的時代背景與悲痛的過往，呈現出來卻是那麼輕描淡寫、蜻蜓點水般地帶過。枉費了楊貴媚這麼賣力演出拼了座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我們只能看她演的母親從頭到尾苦著一張臉，有氣無力的說一些世故的洩氣話。而最有情緒波動的角色西蓮，卻表現得太像個小孩子。原著中壓抑的母親面對不倫愛情的喜悅、西蓮從原本單純的老師到後面為家風門面所做的犧牲，電影早在觸及這些層面時就被截斷，而僅只停留在悲苦哀痛的時空限定下。

雖然《月光下我記得》絕不是部沒有起伏的電影，但相較於李昂筆下充滿洶湧危險的暗流，林正盛僅僅在岸邊拍出了幾朵小浪花而已。但對一部拿了最佳改編劇本的電影來說，這種指責或許是非戰之罪。事實上，當時的台灣電影總是避免、害怕各種灑狗血的情節，而努力的讓電影的調性走向一個脫俗、雅緻的風格，縱使同時期的《天邊一朵雲》運用異色話題炒熱票房，國片在那個時代還是遵循著「藝術電影」的路線。也許對當時的台灣電影來說，讓母親跟女兒的男友做愛就是最大尺度了，楊貴媚對施易男的調情僅僅用臉頰和乾澀的唇在肚皮上磨蹭，只怕這樣的情慾表現就跟那場自慰戲同樣遲鈍。就像結尾施易男羞愧的說自己是個「無恥之徒」一樣，看似前衛的題材，《月光下我記得》卻走得保守又小心。